嘯傲江湖之風雲再起

  ● 蔡志禮

蓬勃朝氣化為欲振乏力的眼神

　　1978年，因機緣巧合，我被派到臺灣南部的恒春鎮（也即是2006年底發生大地震的地點）受訓，那是我第一次踏上臺灣的黃土地。由於在中學時期就拜讀過多位臺灣文學名家的現代詩和散文，心裏自然對臺灣的人文和自然景觀有所嚮往。後來還在比較繁華的高雄市逗留了一個星期。28年前的南部臺灣，就像是鄧麗君演唱的電影主題曲《小城故事》一樣，留在我的記憶裏的，儘是溫馨的人情味和質樸的鄉土氣息。

　　1980年代中期，我曾偕同家人去寶島觀光旅遊，感覺臺灣的鄉鎮正在迅速的蛻變中，當時自己只是一個行色匆匆的過客，所以看得不夠多，瞭解得也不夠深入。

　　一直到我從美國留學回來後的1990年代後期，由於從事教育科技研究的緣故，從1998年到2003年這六年間，我幾乎每一年都受邀到臺灣主辦的國際研討會上發表主題演講，也因此結識了當地許多教授、專家和文教界人士。大家經常接觸與交流，除了教育理論和電腦科技，我們也經常探討不同社會形態和政體運作的課題，因此增廣和加深了我對臺灣近年來發展的認識。

　　當時臺灣在教育科技的起步和進展，特別是在整合教育理念和數碼科技方面，確實比中國大陸和其他華人地區來得先進。我國第一階段全國教育科技總藍圖（IT Master Plan I）中的華文教育科技發展理念，有一些組成模組就是來自臺灣的精粹。

　　回想當年臺灣教育科技之所以遙遙領先世界各地，應當歸功於當地政局的相對穩定和政府對教育科技的高度重視，無論是在人力或是財力上都給予大力的支持。可惜的是好景已逝，隨著政治局勢的迅速遞變，寶島上千禧年以前呈現的蓬勃朝氣，到了2002年後，幾乎都化為欲振乏力的眼神。

面對著好景，心情始終歡愉不起來

　　過去三年，海峽彼岸的中國大陸開始注意到我在語言教育的一些研究成果，頻頻向我呼喚和招手，屢次邀請我到大陸講學並參與語言科技研究專案。我也很樂意地把飛機航線的目的地，從海峽這一邊的孤島轉移到另一邊的大陸，接著就開始經常往返于上海和瀋陽等城市的高等院校。好幾次從機艙的視窗俯視神州大地，發現平臥在綠野上的長城張開綿延的雙臂，而黃河與長江也以各自的寬廣度，迎接我這個來自南方小島國的語文教育探索者（關於在中國大陸許多有意思的交流經驗，留待下回有機會再從頭細說）。

　　去年12月中旬，臺灣臺北市教育局連同軟體巨無霸微軟公司和淡江大學主辦“全球華人資訊教育創新論壇”。我在“闊別”了三年之後再度受邀在論壇開幕禮上發表主題演講，心裏難免有受寵若驚的感覺，因為我也是論壇上唯一來自兩岸三地以外的主講人。過去臺灣是我們在教育科技方面取經的聖地，如今臺灣對新加坡在教育科技的進展密切關注，並希望能進行更多的交流。從過去單向的取經到如今雙向的切磋，正好應驗了“學無先後，達者為師”之說。

　　論壇特別選了淡江大學在宜蘭縣礁溪鄉林美山上的蘭陽校園舉行。清晨立於校園入口處，遠眺一望無際、波濤萬頃的太平洋。再俯視不遠處的龜山島，臺灣八景之一的“龜山日出”，盡收眼簾。寒流帶來的七八度低溫，加上山間虛無縹緲的雲煙，讓人相信此景只應天上有。

　　然而不知何故，面對充滿詩情畫意的美景，我的心情始終歡愉不起來。在我腦際閃現的竟是陳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一直到從仙境般的山上下來，回到臺北市與人間現實面對面後，我才對在山上的莫名悲情有了比較清晰的詮釋。

社會亂糟糟，這種自由老百姓不要

　　此番重訪臺灣，讓我有機會近距離觀察和感覺寶島社會和民情的明顯變化。先從市井小民說起。事緣論壇結束後，遊覽車把我們從宜蘭淡江大學的蘭陽校園，一路送回臺北的喜來登大飯店。隔天下午我信步走到附近的一間小商店買礦泉水。六十開外的老闆獨自守著店，他雖然雙眼無神，面露倦容，但是耳朵還蠻尖的，很快就聽出我的華語口音不像當地人，他好奇地猜我是從哪里來的：“馬來西亞華人？還是印尼華僑？”我笑著回答：“都不是，我是新加坡人。”

　　老闆聞言想都沒想，立即豎起大拇指說：“你們新加坡很好！”我客氣地回答：“你們臺灣也很不錯啊！”誰知道老闆卻沉下臉來，很嚴肅地說：“六七年前我們臺灣的確很不錯，比你們新加坡好，因為我們比較自由、比較民主。但是，你看現在整個社會亂糟糟的。貪官污吏橫行，政黨把國家搞到四分五裂，永無寧日，經濟也一塌糊塗，生意大不如前。這種自由和民主我們老百姓不要，我們要的是安居樂業的生活，就像新加坡一樣乾淨、安寧……”。

　　望著老闆落寞無助的眼神，若有所思地望著遠方，繼續喃喃自語，我頓時間感覺到生活在乾淨和平靜環境中的新加坡人是幸福的，但是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話來安慰老闆。

“我們敢打敢罵，新加坡議員縮頭縮腦”

　　回想2002年我到臺灣講學時，當局安排觀光，遊覽車經過立法院前，我開玩笑地問一名臺灣中年教授說：“聽說裏頭常上演鐵公雞！”他聽了立即回應說：“至少我們的立法委員敢罵敢打，你們新加坡的議員縮頭縮腦，缺乏敢做敢為的自由和民主精神！”我笑著回答：“民主也要講究文明啊！總不能一言不合，說打就打！”

　　去年12月中旬我到臺灣再次經過立法院時，我問坐在身旁台的一位臺灣友人：“最近裏頭還常有人打架嗎？”他搖著頭苦笑著說：“唉，豈止打架，還放煙霧彈呢！堂堂立法院立委，居然扭打成一團，真是國恥！”看來厭倦政壇亂象的臺灣朋友，已經重新定義自由和民主精神了。

　　臺灣備受尊崇的知名心理學家洪蘭教授，對臺灣混亂的政局對新一代所起的不良影響憂心忡忡，她在《找回讀書人的風骨》一文中，就明確地指出：“現在的年輕人都學會了嗆聲、鬧場、絕食、這不是理性的溝通方式。”在她和許多有良知的學者的言論和著作中，不斷揭示臺灣社會和教育界匪夷所思的種種弊端，讓人掩卷太息之餘，不寒而慄。如果說促成畸形社會現象的主因並非源自黑暗和腐敗的政治，難道是每一個想成為民主和自由社會必經的進程？

為了桃花源只好離開家園

　　臺灣民進党主席游錫堃說過一句話漂亮的話：“沒有好的生活環境，就留不住好的人才。”許多人不斷地在追求自己心中理想居住環境的桃花源，所以欲挽留人才，就須創造優質和永續的環境。臺灣就是希望通過“六年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打造現代桃花源，留住人才。理念完全正確，問題出在說辭與事實背道而馳。

　　在臺灣高等院校任教多年的一名教授，就感歎地對我說，這些年來時局的動亂，嚴重地影響了他的教學和學術研究工作，他不想把人生中最寶貴的壯年時段，消耗在紛紛擾擾的政黨鬥爭當中，所以他近幾年來一直在尋求移居海外的機會。他問我如果他去不成美國或紐西蘭，我可否幫他在新加坡找個教職，薪金少點兒也沒關係，最重要就是能讓他專心一志的教書和從事研究工作。他的這一番話正好準確無誤地印證了近年來許多臺灣人選擇移居外地，多半不是為了賺更多的錢，而是對臺灣境內的居住環境品質、政治鬥爭亂象、教育制度錯漏和社會治安等現狀感到極度的不滿，所以才會下定決心，忍痛離開生活多年的家園。

　　在現代知識經濟模式中，人才是促成一個國家或地區持續發展的關鍵優勢。即使起步較早所形成的優勢也會因人才資源的萎縮或流失而喪失。臺灣地區目前正面臨後一種不利形勢的危機（關於人才招攬論，南洋理工大學高等研究所所長潘國駒教授曾引用：“欲致魚者，先通水；欲求鳥者，先樹林。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之說，提出發人深省的精闢論點。《人才進，則天地日昌：我對引進外來人才的一些看法》，2007年1月5日《早報·言論》）。

移民大熱潮同動盪政局息息相關

　　自1990年代以來，臺灣出現的幾次移民熱潮都與動盪的政局息息相關。首次是在1994年，當時的總統李登輝露出了“台獨”苗頭，引發台海危機。一部名為《一九九五·閏八月》的書，大肆炒作台海即將爆發戰爭，頓時令臺灣人陷入了極度的恐慌，掀起了移民浪潮。

　　第二度則是在2000年臺灣大選前後，隨著陳水扁總統上臺，移民熱潮空前高漲，而且越演越烈。據統計，從2003年上半年移民的人數約3萬人，與2002年同期相比增加了近10倍。臺灣《經濟日報》社論斷言，如果臺灣的政治人物只顧惡鬥抹黑，經濟形勢持續低迷、經濟前景晦暗不明，向外移民的臺灣人會越來越多。

　　最值得關注的是，過去離開的臺灣人主要是有錢有勢的老闆和企業家，而此次移民潮則不同，在打算移民的人當中，40歲以下的青壯年族群占了一半以上，他們之中，以醫師、工程師、教授和銀行經理等白領階層為主，也有不少演藝圈人士。這批高學歷、高能力、高技術的專才的離去，嚴重影響了臺灣本來就有限的人力資源。

　　另一方面，大量資金的流失是臺灣的另一重大危機。當美國公司開始到大陸設廠，其他國家的許多公司都陸續跟進，很快就形成了一種資金流勢。當年王永慶的一句話：“根留臺灣”，讓臺灣政府和民眾聽了很窩心，然而，王永慶後來的一番話: “大陸的投資環境優於臺灣，成長速度也超越臺灣。”清楚地表明瞭王氏家族的投資取向。

得到了自由，但活在混亂和貪婪裏

　　去年耶誕節前夕，臺灣有一個名叫靈鷲山的宗教團體進行民意調查，結果發現臺灣社會最討厭的人物當中，政治人物排第一，其次是罪犯，媒體人排第三。身負重任的政治人物居然排在為非作歹的罪犯之前，堂堂的媒體人排名竟然僅次於作奸犯科的罪犯。讓人扼腕太息之餘，不禁要問：臺灣社會到底害了什麼病？

　　去年底，美國“自由之家”在“全球新聞及言論自由”的評點中，不但把臺灣列為亞洲之冠，還首度超越美國及日本，自由指數獲得滿分。臺灣總統陳水扁因此沾沾自喜，把這份殊榮歸功於自己對民主、自由和人權信念的堅持捍衛和高度尊重。吊詭的是，在一項民意調查中，被詢及“最能代表臺灣社會精神”的名詞時，臺灣民眾的排名依序是“混亂”、“貪婪”和“自由”。針對這個調查結果，《中國時報·電子報》主筆黃哲斌指出：“當這個社會已無可信任，只剩下巨大的懷疑論與表態主義，我們已經失去對話的基礎，以及理性的可能。”他語重心長的的結論是：“我們得到了自由，但活在混亂和貪婪裏。”黃先生這番話真如暮鼓晨鐘，我們不禁要問：“這難道是為了追求所謂的‘自由滿分’，而必須付出的慘重社會代價嗎？”

和諧與民主，我要的幸福在不遠處

　　看著臺灣高舉“民主自由”旗幟，一路走來混亂顛簸的軌跡，因政治的腐敗造成社會的動盪不安（蔡逸儒將之稱為“臺灣的文化大革命”，2007年1月8日《聯合早報·言論》），這活生生的教材，難道還不足以讓我們引以為鑒？從臺灣老百姓、教授和學者率真的表白中，我們已深深感受到他們對過度揮霍自由和民主而導致社會虧空失衡的絕望。當他們明確地表示對新加坡高效廉潔治國模式的羡慕、肯定以及贊許時，站在局外的我們反而顯得有些手足無措，一時間不知如何回應。

　　其實，臺灣的成就，例如多年來重視保留文化精粹和培養人文素養的優點，我們一定要學習；臺灣的教訓，例如為政治角力而耗損大量社會資源和為求得“自由滿分”所付出的慘重社會代價，我們一定要記取。我們無須經過戰火的蹂躪，就能領悟和平的可貴；我們無須忍受社會遭受撕裂流血流淚的悲痛，就懂得珍惜族群間的和諧與圓融。

　　建立自由與民主社會是人類追求“自由權益”和“天下為公”的崇高理想，新加坡人也不例外。但是我們絕對不能邯鄲學步般模仿他國毫無節制地揮霍民主和自由。我們必須靠自己的智慧摸著石子過河，必須開拓出比較適合本國風土民情的民主自由之路。宛如新加坡引以為榮的歌手孫燕姿一樣，憑藉著自己獨樹一幟的唱腔和颱風，贏得千萬歌迷的擁護與愛戴。

　　如果我們把孫燕姿的歌曲《我要的幸福》的含義同我們對民主自由理想的追求相互對照，就能映照出新加坡的獨特模式：“……用我的雙眼，在夢想裏找路。該問路的時候，我不會裝酷。我還不清楚怎樣的速度，符合這世界變化的腳步，生活像等待創作的黏土。幸福，我要的幸福漸漸清楚。夢想、理想、幻想、狂想、妄想，我只想堅持每一步該走的方向，就算一路上偶而會沮喪，生活是自己選擇的衣裳。幸福，我要的幸福沒有束縛。幸福，我要的幸福在不遠處。”我們應當珍惜眼前得來不易的和諧社會的幸福。因為和諧圓融並非理所當然，太平盛世也不一定能永久長存。

　　結束本文前必須闡明的是，以我和臺灣朋友多年深厚的情誼，本文絕無唱衰臺灣的不良意圖。誠如文章開端所述，當我還是個少年人，就踏上臺灣的土地，就被臺灣詩人和散文家的文學魅力深深感動，後來更因為科研而結識了多位志同道合的臺灣學者。每當臺灣發生天災人禍，遠在萬里之外我們也同樣感受到撼動與哀傷。我們都不願看到臺灣因動盪而流失大量的人才、技術、資金和人心。

　　新年伊始，謹以此文為新加坡和臺灣的未來祈福，但願年年風調雨順，歲歲國泰民安。

·作者為新加坡語言教育科技學者，現任華文學習研究院院長。

《聯合早報》